老编有曰：优化营商环境，最高决策层念兹在兹、反复强调，然而如此热情传导到政府工作一线末梢后，企业的感受却还是寒意袭人。2018年新开年，先有中诚信董事长毛振华在亚布力雪原上当窦娥，继而有总理接见过的企业家无奈再写信，他们只是冒出来的冰山一角，背后是沉默而不敢言的大多数。
　　吴海之痛是营商环境建设的拦路虎。营商环境决定国家兴衰，这个说法并不为过。尴尬的是，中央政府简政放权了，但一些地方政府对被精简掉的事项仍然不肯放手，甚至敷衍以对、延迟应对，那即便真实的声音上达中央，企业家看到了困难解决的希望，到了地方执行层面，又很快被掐灭。

痛点所在

　　2015年5月，时任桔子水晶酒店CEO的吴海致信李克强总理，痛陈企业同政府打交道时的“憋屈”经历，结果不仅“惊动”包括总理在内的三位国务院领导，还被请进中南海。但这个“高光时刻”，并未带来太多改变。
　　日前，吴海又一次发出“公开信”，依旧在倒营商环境的苦水。在他眼里，两年多来，“执行层面好像没有真正领悟到中央的意图”——高层频频发出的简政放权信号，往往在基层卡壳，该憋屈的照样憋屈，甚至更憋屈。
　　“总理批示要办，国务院办公厅督办，到现在没有解决，吴海向媒体抱怨，他很“气愤”。
　　从“憋屈”到“气愤”，吴海的情绪并不独属个人。这段时间，有几位企业家在舆论场上密集发声，批评营商环境，言辞情绪不乏激烈。
　　这些言论矛头所指，无外乎是基层行政机构和公务人员面对企业时“层层设卡”甚至“层层盘剥”。只不过，有了这几年高压反腐、持续反四风和强调简政放权的背景下，基层的表现有些新方式。
　　政府部门明目张胆索贿的少了，如今消极怠工不作为，他们明知道业主每日扛着高额房租、人工费、承受力有限，就以各种理由或拒受理或借口不来现场审查，迫得企业只能千方百计疏通关系、请客送钱……吴海的抱怨与之如出一辙：拿钱的少了，事更难办了；跑腿的次数少了，但事情照样办不了，因为那图章还得一个个敲，流程并未见少。到头来，变的只是形式，本质并没有改变。
　　营商环境取决于政府行为，而大多数正常经营的企业，对政府的要求其实不高。当年那封让自己成名的公开信里，吴海就写道，自己不需要政府的资金扶持，这是资本市场的事；也不需要特殊政策支持，这是“长大了跟妈要奶吃的事”。他和众多企业家想要的，只是一个公平透明的市场体制，是一个不添乱就是帮忙的政府。

　　有曰一：在相当长时间内的政企关系处于扭曲状态，归根到底是政府权力不受制约，致使其占有不当得利。这些不当得利，来源于过多制度空隙造成政府手中过多的“自由裁量权”，这就滋生大量权力寻租空间，使政企关系的天平日渐失衡。而既得利益者的地位一旦树立，非但不易由外力撼动，更容易使相关主体产生严重的“利益依赖”和“路径依赖”。久而久之，“伸手”就成了一些人习惯且唯一擅长的管理方式。

监督“政府”

　　吴海因为写信而被总理接见，然而结果并不见佳。吴海在新的信中举了五个方面的例子：过时政策无人修改，一条没人理的过时规定随时可以被审批部门拿出来卡住企业；土地使用费的问题，谁都不管；相关行政审批机构互相矛盾，工商局答应的，到了公安消防却无效;行政执法随意性问题，基层干部自我授权，企业不敢不从；强制私营企业招投标。
　　回顾2015年，当时反腐已经走向日常化，全年共有35名高官被中纪委通报落马，落马高官进入审判季，军队反腐的阶段性成果也在继续公开化。在当时的反腐形势下，“特种税”的问题是引人注目的。吴海当时写道：在我们行业俗称的“三节”的时候，某城市所有下属机构几乎倾巢出动，只要属于他们管理的行业他们都会照顾检查到，并且主动按企业规模排名来做某种要求，当然，关系好的企业可以讨价还价，“特种税’也有减免的时候。
　　“为什么那个城市几千家企业没人敢做声，因为他们都知道，一旦出声他们的企业就会遭到灭顶之灾，我记得4、5年前，那个城市的某经济型酒店的加盟商举报了某政府部门下属机构，从此之后这个品牌的酒店在那个城市就没法获得某种批文而没法开业，直到某个品牌集团老总到这个城市来赔罪才解决这个问题。”穿小鞋的手段花样繁多，高层优化营商环境良好用心，真不是一个简政放权就能彻底消除的。
　　关于“特种税”涉嫌腐败的问题，吴海在第二封信中谈到了后续，那就是纪委方面曾派员了解情况，但他并没有说出具体的城市和具体人，他认为自己针对的是现象性的问题，并不是为了针对谁。他认为很多都是系统性的问题，希望造成这些问题的机制能够改变。吴海说：很多毛病都是过去系统性的管理问题导致，不是某个人的问题。但是我保证所说的现象都是事实。

　　有曰二：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对政府权力编织更为细密的制度笼子，尽最大可能堵住规制的漏洞和缝隙。这些年改革持续推进，顶层设计不可谓不充分，关键就在日常的执行与督查。政府的权力、许可和行为，都应当有法可依、有理可循、有据可查，但凡失职或滥权，则当有及时的遏制和惩戒措施；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则应当有畅通的意见表达及上溯渠道，应当有制度性的权利保障——不仅是政府对市场的监管，也包括针对政府行为的监管。

未见进展

　　为什么时隔两年，再次发表公开信？
　　吴海表示，这些问题是我2015年公开信上提到的，为什么到现在没有解决。我觉得一是因为很多管理是跨部门的，部委之间互相推诿；第二，部委的规定到了地方，地方操作也存在问题。我们做酒店都是地方审批，一般都到不了市一级，所以我们遇到的问题关键是在地方。当然，部委可能也存在沟通、衔接的问题。总结起来就是不担当、不作为，总理和国务院都发话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还能说什么呢。
　　从2015年到现在我能看到的变化是，拿钱的少了，事更难办了。以前是伸手公开要（钱），现在这种情况少多了，但是事也办不了了；第二是跑腿的次数少了，但是事情照样办不了，原因是跑腿次数减少，但还是要各个部门去批，把证办完之后才能去工商部门。过去还能先到工商部门去，现在证办不完连工商都去不了，也就是说现在连时间差都打不了。所以变的只是形式，本质并没有改变。
　　我没法走正常程序去反映问题，只能给总理写信。总理说了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我还指望什么正常程序。国务院办公厅督办，这是最正常的程序，政府最高领导出面的事情，地方都没有解决，我再去找地方反映，不是自找没趣吗。说直接一点，总理要求办，国务院办公厅往下督办的事情，都办不了，我还往地方反映，会有什么用？
　　我希望大家一起把营商环境做好。我觉得大家都理解这个根本，就是中央很重视营商环境、简政放权。但是地方政府没有理解中央重视这个事，只做形式上的改变。我认为地方政府、各部委应该动起来，营商环境变好，老百姓、国家才能有钱。
　　对于中国的营商环境最亟待解决的是什么？吴海认为，主要是行政审批、监督管理这两块。因为涉及的部门太多，比如行政审批中，工商部门是最好的，因为有工商法。其他部门没有法律，可能因为领导的一句话导致事情办不成，甚至是窗口都不接收。所以说行政审批是让你的事情做不了，而监督管理的问题是有的地方天天查，让你做不下去。
　　中小企业经营中遇到的问题，没有向上反映渠道，谁敢往上去反映？地方会给你穿小鞋，弄死你。最简单的一个道理，一个人受到不公平待遇，可以在往上发泄，但是企业受到不公平待遇时，如果在网上说出来，会被各个部门弄死。因为企业要开门，要营业，如果你举报一个人拿回扣被办了，其他人给你穿小鞋，你怎么办？很多企业都遇到过这种情况。

　　有曰三：地方总是领会错中央的意思。其实政府里的当事人，未必不懂中央意思，只是上面的口号鞭长莫及，自己的切身利益跟口号不一致。切身利益在哪？有时在偷懒省事，有时在应对上级领导，有时在设卡寻租，不一而足。这是政府基层工作人员行为的主导因素。所谓吴海之痛，可以归结为营商环境荆棘密布，这些荆棘拜一些手握实权的管理部门所栽。
　　政府的管理真的那么难吗?其实根本还在制度设计，现在的环境没有赋予企业家面对政府官员的牙齿。破解营商环境的拦路之障，要赋予企业通畅的上诉渠道，同时也要给相关管理部门以足够约束，如果失职或者滥用职权，也应该绳之以法。（本刊整合）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