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手”依赖症 主政者当反思
栏目主持/刘道勤  2018年第06期第80页  2018-05-17


  老编有曰:当今,无论各类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一把手依赖症现象十分普遍且比较严重,应当说是多种元素混合发酵的结果。这些元素包括体制缺失、机制缺陷、认识偏差、人性特点,以及工作方式、工作作风、社会风气等等。这些元素从不同角度、不同环节过分强化和放大了“一把手”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弱化和缩小了其下属的地位和作用。在这样的职场生态环境下,一把手与其下属的关系便沿着主仆化方向发展,形成一把手依赖症。

其害有五

  其一,一把手的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极易导致吴王夫差式的历史悲剧。就个人而言,任何人都有知识盲区和能力短板。英雄也好,一把手也罢,个人的智慧总是有限的,无不受到学识、经历、视野、信息、偏好、性格、知识结构等诸多方面的影响。与此同时,谁都不会有意选择已知的错误。换句话说,人人都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这就为那些听不进忠告的一把手埋下了祸根。历史上,吴王夫差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拒绝伍子胥等良臣的苦苦劝告,坚持放虎归山。结果,吴国被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的越王勾践所灭。夫差悔不当初,饮恨自尽。
  其二,在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每当一把手在重大问题上主意已定,下属们必然在心理上、行为上出现分化——识时务者会投其所好,随声附和,顺水推舟,为讨一把手欢心而不对事业负责;有些人心中虽有异议,但深感势单力薄、无力回天,只好言不由衷地表态赞同或者默认;有些人怀着“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的心态,自知与其自寻烦恼,不如闭嘴旁观。
  其三,一把手负责制、一把手工程等工作模式,加大了一把手责权利的比重,使一把手成了“包工头儿”。一把手在增强责任感的同时,个人意志也很容易进一步膨胀,收拢权力,清除杂音。下属则完全被置于伙计地位,利不关己、高高挂起,工作中拉松套、跟着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集体智慧、集体动力因远离责权利而萎缩。
  其四,由于对一把手的高度依赖,一些工作人员处于半“放挺”状态,一些行政资源处于半闲置状态,遇事只奏不斩或不奏不斩,推诿扯皮、问题上交。登门办事的人只好围追堵截一把手,拖延了办事时间,降低了工作效率,增加了群众怨言,甚至激化了社会矛盾。在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本来千条大道通罗马,却被迫去走独木桥。一把手亲自出面排忧解难之后,本属正常的工作却打上了人情的烙印,加大了相应的办事成本,为权力寻租扩展了空间。一些一把手在诱惑的包围下,逐步蜕化变质。
  其五,一把手依赖症破坏了单位内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职权结构。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一把手越俎代庖,琐事缠身,顾此失彼,工作常常陷入被动而不能自拔,以至成为影响整体效率的“瓶颈”。更严重的是,一把手忙小事亡命,谋大业惜身,得蝇头小利而沾沾自喜,失宏图大略而全然不知,丧失了一把手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的统帅作用。

  有曰一:常言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等一把手什么时候自己发现了、认识到了、决心要干了,可能已错过最佳时机。面对错误决策也是一样,有时旁观者看得清清楚楚万不可行,但在强权之下没有人敢呛一把手的肺管子,只能听之任之,等一把手什么时候自己大彻大悟了、真心想改了,往往已经付出了无法挽回的代价!回望历史,这类教训历历在目。

谁来担当

  担责任是对领导干部最基本的要求。领导干部既要负责,又要担责,否则,就不成为其领导干部。
  然而在个别单位,却出现了不正常现象,有的领导干部像足球场上的某些队员,只传球、不攻球。如果说,这样的球员不能算一名合格球员,那么,这样的领导干部在担当责任问题上也是不合格的。
  不担责的行为有多种表现。一种是,遇到问题层层往上报、层层不表态。比如,有的干部把责任往上推,或者希望以集体决策名义逃避个人责任。一种是,让他人领“责任状”,使自己获“免责单”。一味把责任往下移,让下面来担责,以致基层签订的“责任状”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还有一些干部对上级的决策、部署满足于“知道了”“转发了”“安排了”,其他的便不再过问。
  足球比赛中,确实有“传”和“攻”的分工。但是,当传时要传好,当攻时要猛攻。没有永远的“传球手”,也没有永远的“射手”。如果只有传球而没有射门,且谁都不射门,就永远赢不了球。抓工作也是如此,像前面说的那种责任上交的“上传法”和责任下推的“下卸法”,只能说是责任错位、工作缺位、心不在位,是一种懒政庸政怠政的作风,是只享受权力而不负责的行为。
  领导掌权就要干事、就要担责。看一个领导干部,很重要的是看有没有责任感,有没有担当精神。因为敢于担责,才能做到心在事业;因为敢于担责,才能积极有为;因为敢于担责,才能有扎实务实的作风。
  当下少数干部不作为、不担责,主要是有一种“多干事多出事,多负责多被责”的心理和顾虑。这种看法貌似有道理,其实低估了上级组织和领导评判事物的水平。习主席反复强调,要勇于“为担当者担当,为干事者撑腰”。党的十九大报告也进一步明确指出,要“旗帜鲜明为那些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这就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领导干部在干事创业中即使出现错误,也是可以理解的,必须打消顾忌、消除忧虑,以舍我其谁的姿态把应担的责任担起来,把应挑的担子挑起来。
  担当意味着责任,需要无私的品格和无畏的勇气。改革开放之初,全国掀起了一场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斗争。有人担心这样会影响改革开放,陈云有言:“怕这怕那,就是不怕亡党亡国?抓这件事是我的责任,我不管谁管?!我准备让人打黑枪,损子折孙。”这种勇气,令人敬畏!正是因为有许多这样的“主攻手”,我们才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有曰二:推责、卸责、怕担责、不担责,都是不作为、懒作为的表现,都是图逍遥自在、平安无事、明哲保身。一个领导干部抱着这样一种心态干工作,终日和稀泥,天天保平安,工作还能干得起来吗?创新发展还有指望吗?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新的任务和挑战面前,我们仍然需要这样的不畏难、无私心的“主攻手”,有了更多这样的“主攻手”,才能战胜困难、攻克难关、取得胜利。

带病提拔

  隔着一层肚皮,辨识人心确有难度,不能苛责,但也必须说,这不能是用错人、错用人的理由。因为,在识人用人方面,有的并不是观察不准、识别有误,而是其本身就是一种腐败——吏治腐败。
  有些曾被看好、一路走高的官员被查处,不仅是其个人丑闻,更使组织蒙羞。特别是,有的人在其提拔重用之前,群众就有不良反映,是谁、因何、为什么把这些“问题干部”提拔、重用起来?虽然,干部考察不能“听到风就是雨”,在没有根据情况下轻率做出结论;但也不能视百姓“众议”与“口碑”为无物,“说归说,提归提”。
  随着反腐败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清楚看到,减少“带病提拔”,必须把考察干部工作纳入反腐败总体战略,在整饬吏治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走出“带病提拔”怪圈。
  “知人善任”是最古老的政治命题,可谓“所任者得其人,则国家治、上下和、群臣亲、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则国家危、上下乖、群臣怨、百姓乱”。然而,这却是知易行难。正像老百姓中流传的话,“知人知面不知心”。
  任人唯亲与任人唯圈。这里的所谓“亲”,包括亲属,当然不限于此,还包括门生故旧等特定关系人,如亲属的亲属、同僚的家人、同学的密友等。不论资质或者条件是不是够格,反正提拔、重用了,就像招揽了门客、家丁、随从,形成人身依附关系,结成“铁杆联盟”。
  人有远近,求其友声,这无可厚非。但是,为了谋求特殊利益而构筑政治“圈子”,是为政为官之大弊。通过老乡会、同学会之类,或拉帮结派,排除异己;或封官许愿,相互提携。无非是为了在谋取私利时,彼此多行方便;在规避纪律甚至法律追究时,彼此互相掩护。
  上面所说现象,有一种危害最大,直接源于“吏治腐败”。比如,有的地方推荐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甚至拍胸脯、打保票,“力排众议”帮人过关,出现一连几个继任者纷纷落马怪现象。

  有曰三:选人用人失误如同埋下“定时炸弹”。随着反腐深入,人们看到不少“自我爆炸”和“连续引爆”的贪腐案件,并从沉痛教训中,深刻反思选人用人得失,探索整饬吏治的良策。这几年按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纪律处分条例,在制度建设方面,加大了对选人用人失误特别是一把手的问责力度。
  在唯我独尊的“一把手”面前,“臣服”的下属“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即便发现机遇也必须层层请示汇报,绝不敢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抢抓,更不敢在领导面前“逞能”,生怕因有僭越之嫌而引来麻烦。但从治本方向来看,仍然有些突出的现实问题和复杂的历史难题需要解决。要刷新吏治,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果断的措施根除一把手依赖症。(本刊整合)C

【编辑: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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