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新”说“企”
栏目主持/陈祥森  2017年第05期第28页  2017-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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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要有新意

  专栏小编:欢迎三位专家做客“深度”栏目。两会后我们都期盼着中央有大举措促进经济发展,日前我们看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雄安新区是继深圳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个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我们还看到,山东辱母杀人案和马云与刘强东都呼吁继续为小微企业减税。对于这几件事,请三位专家谈谈你们的看法吧。
把酒临风:我看到官媒的报道了。设立雄安新区是为了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打造新的增长极,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雄安新区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共同形成北京新的两翼,有利于加快补齐区域发展短板,提升河北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水平;有利于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新模式,因此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金玉其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示,在河北适合地段规划建设一座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的现代新型城区。不论从改革开放的大布局来看,还是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战略来看,雄安新区的设立,既立足解决当前问题,又着眼长远发展大计。雄安新区之“新”,最根本的是城市发展理念之新、发展路径之新。这将为破解“大城市病”、建设现代化宜居城市闯出新路子、提供治本之策。曾有这么一句话,上世纪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今天我们要说21世纪看雄安。
金玉其中:今天的雄安新区潜力有多大?有媒体这样写雄安新区的发展前景:观区位,雄安新区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通畅、生态环境优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具备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察定位,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责任重大、使命清晰;瞻前景,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打造扩大开放新高地和对外合作新平台,眼光长远、目标宏大。由此看来雄安新区潜力巨大,可以带动京津冀经济发展。
夜雨观澜:近日媒体报道说,中石油、神华、大唐等近30多家央企已制定相应发展策划。坊间传言说,连北大、清华这等金字招牌的大学也可能落户雄安。果真如此,可以堪称是前所未有的“大手笔”。但这样的大迁徙将牵动很多人利益,因此我看难度极大。雄安新区这棵梧桐树能否招来金凤凰,单靠行政命令肯定不好使,重要的是要看新区有没有足够的吸引力。雄安新区到底怎么建、建成什么样还没有答案,若说是千年大计,中国还没有哪个城市长盛不衰,影响千年,西安、洛阳、南京,这些古都都从兴盛走向平凡,况且现在是全球经济,沿海城市更具优势,譬如深圳、浦东,都是东临大海有港口优势,从而具备了物流和贸易优势;雄安新区不具备这样的地理优势,过大地渲染第一波影响是什么?炒房地产。雄安新区最根本的作用是疏解北京压力,北京资源有限,发展太快,已经不堪重负。
把酒临风:最近股市也有了波动,与雄安新区有关股票看涨。比如,“京津冀”本地房企或在该区域有土地储备的上市公司直接受益;雄县、容城、安新都隶属于河北省保定市,保定地区上市公司受到的利好程度明显;京津冀地区涉及基建类的钢铁、水泥、工程机械、港口、高速公路等行业上市公司有望受益;与雄安新区有相关业务合作的上市公司也受青睐。
专栏小编:我们看到官媒说,雄安新区建设肯定不会成为又一个资本拉动的造城运动。雄安新区的定位是重点承接北京疏解出的与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无关的城市功能,包括行政事业单位、总部企业、金融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这意味着目前在北京的不少行政事业单位、国企总部、金融机构、高等院校将迁到雄安新区。
夜雨观澜:所谓京津冀经济圈,其实就是北京一头独大,天津陪坐,河北省吃剩饭冷饭。北京的虹吸效应被赋予了各种功能,人才、资金等等各项优质资源统统被吸到了北京,然而北京不但没能带着津冀小伙伴一起飞,反而搞出了一个环京贫困带不说,自己也落下严重的城市病——交通拥堵、雾霾锁城、房价居高不下。所以,北京要建副中心,北京市政府搬到通州,要建雄安新区,把非首都的功能甩出去。这就把北京过去吃进去但又消化不良的“非首都功能”,放在雄安这个地方。
金玉其中:从上世纪90年代,国家为了进一步促进改革开放,建立上海浦东新区,之后相继有十八个“国家级新区”落地,最新的一个便是“雄安新区”,而且是一座新发展理念引领的现代新型城区。雄安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疏解地,大量优质资源的转移,将改变以往河北产业的被动承接模式,缩小与北京、天津的发展差距。可以说,雄安新区既有政策层面的大力支持,又有自身的洼地效应,前景非常好,重现深圳特区奇迹的概率非常大。
专栏小编:建立深圳、浦东新区是通过行政手段实施的,而后交由市场来发展。这两个新区都是制造业集聚地,分别带动了珠江和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雄安新区能否像深圳和浦东那样使资源更好地聚集,依靠什么产业来带动经济发展?对此,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金玉其中:雄安新区的设立依靠的是行政力量,但并不意味着对市场的排斥。在用行政命令将一批央属企事业单位迁入新区后,剩下的就可以交给市场。企业的总部、大学、医院扩张的部分搬到新区后,一定会带动更多的资源,这是一个带动增量迁移的过程。而剩下存量调整则还需要市场的带动,这也将体现市场在发挥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在这一点上,深圳是个例子,它先是靠中央和各省区投资建立起来,后来形成一定规模,才带动了资源地持续进入和市场配置。
把酒临风:现在央企搬出北京的消息炒得沸沸扬扬,我看没有一家是自愿的。当初央企在京就是行政化因素,既然是行政化导致的,那么还是用行政的强制手段更为奏效。所谓交由市场的做法,恐怕解决不了央企的离京。当前必须通过行政的措施来强制推动,而只有强力将高端资源外迁,才能带动更多的资源流入雄安。
夜雨观澜:雄安新区未来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将产业的发展交给市场。我认为,发达国家都把重心放在制造业上,放在实体经济上,雄安也要着眼制造业。现在互联网+是一片创业的热土,也是创新最密集的地方,那么怎样把制造业和互联网结合起来,产生高端制造业企业,这才是我们企业家要考虑的事情。前些日子看到有些企业家抱怨互联网,说互联网冲击制造业没法活了。大家很愤愤不平,天天上班,早上八点上班,晚上六点下班,工作十多个小时,净利润只有3%、5%,做外贸的话连3%都没有,而互联网企业,每年的净利润有20%~30%,百度净利润35%、阿里36%、腾讯28%,搞实体企业没了积极性,都去脱实向虚,做房地产,炒股票。所以,我们要多为企业想想,怎样给企业创造好的环境,怎样让企业多盈利。雄安既然是新区,以“新”开路,接下来我们看看它的产业政策新在哪里吧。
专栏小编:全球接下来的新一轮竞争是制造业的竞争,特朗普要让制造业回归美国,谁不撤回美国生产就给谁加税,现在已经有一些企业答应回到美国办厂了,包括美国自己的企业,还有日本的、韩国的、欧洲的等等。对此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把制造业留住新区,留住中国。
夜雨观澜:吸引投资,留住制造业,要靠市场和能使企业盈利赚到钱吸引它。中国市场够大,能否让企业盈利赚钱就不好说了。那么,我们不妨试试马云和刘强东所呼吁的减税办法。

 

抚平企业之痛

  专栏小编:说到减税这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是个颇有争议的话题,三位专家,你们先来说说你们的观点吧。
把酒临风:曹德旺到美国投资办厂有什么理由?他的市场本来就在美国,他所生产的汽车玻璃本来就是卖给美国通用、福特的。只不过他原来是在中国生产,出口到美国。现在他把工厂建到美国,在美国生产,还是卖给美国的通用、福特,有些还可能卖到中国。他的市场并没有变,只是把生产场所变了。生产场所一变,他的各项成本就都变了,这里面有些成本跟中国相比肯定是有差距的。比如说能源成本,他用天然气多少钱?在中国用多少钱?他用电多少钱,在中国用电多少钱?他的劳动力多少钱?这些比较,我觉得都是市场因素。最重要是什么呢?是美国政府也在招商引资。曹德旺花了1000多万美元买了一块地,比较便宜,但是因为他雇佣了1100个蓝领工人,美国政府又给他补了1700万美元,相当于那块地没要钱,这就是美国政府的招商力度。
金玉其中:美国的税制跟我们不同,美国的企业税在美国整个税收里面大概占20%。他们说减一半税,实际上最多也就减10%,甚至还不到。因为,他的税收是按利润计算的。中国就不行了,主要靠企业纳税来支撑财政,去年我们已经为企业减税5000多亿元,今年还要减税3500亿元,再加上2000亿元涉企收费,这个幅度应该说很大了。我们不能和美国相比,美国拥有发行美元的优势,拥有向全球发行国债的空间,全世界的资金都上美国去了。美国恢复制造业,实际上是要扩大美国的税基。如果GDP从2%左右提高到3%甚至还多,税基会扩大近一倍。也就是说,他一边压缩政府的开支,一边扩大税基,同时还可以发国债,它有足够的财政综合实力来实现这个减税。
夜雨观澜:我看到一篇文章讲的很好,也正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这篇文章说,美国在大幅减税,在吸收全世界的资本,在振兴制造业,而此时我们还在讨论企业的税负高不高?有的甚至说我们的企业税负没有再下降空间了。比如对于曹德旺的中美税率比较,国内就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现在中央已经作出了降低宏观税负的决定,有些人还说我们的企业税不能再降了,并就此争论不休。如果美国的企业税真降到15%的话,对中国的税收压力会更大。现在看来,一个国家的税收不能只用你一个国家的情况来论证。在全球化时代,最佳税率是对全球特别是你的竞争对手而言的,绝不是单就本国而言的。它一方面要考虑政府的开支,一方面还要考虑到全球竞争。因为,现在的企业不只面向国内,而是面向全球。对于一个封闭的经济体而言的,出个什么政策,就能起到什么作用。但是当一个经济体开放了以后,是与若干个开放的经济体紧密相连的,原来封闭的税收理论、税收政策就不再适合新的多个开放的经济体了。所以不能光让企业提高产品在全球的竞争力,同时也要考虑国家税收政策在全球的竞争力。
专栏小编:去年民间投资下滑幅度很大,有人对此评论说实体经济不好干,所以没人愿意投资实体经济,而去脱实向虚,搞房地产投资,搞金融投资了,此种情况确实令人担忧。最近山东辱母杀人案引起社会关注,这起案件的根本原因是民营企业贷款难。对此问题,三位专家有什么看法?
夜雨观澜:我们不讨论案件的本身,而是背后的因果。金融危机以后,国家出台四万亿投资计划,之后银行跟进了几十万亿。那时就是批项目,银行没有任何约束放贷,这就提高了杠杆率。通过提高杠杆率,增加和扩大投资,GDP又起来了。GDP一起来税收也有了,就业也有了。所以,在全世界金融危机状态下,中国的GDP增长还是达到了8%%甚至10%。可是,这种格局是不能长期维持的。到2015年,经济发展效率急骤下降。投资产生的GDP下降,投资形成的资产下降,投资带来的消费下降,再想通过提高杠杆率来扩大投资这条路是走不下去了,所以从2015年开始,我们的经济开始走下行趋势。案件中的苏银霞就是在这种背景为还清银行贷款而借高利贷,之后每况愈下,以致后来发生了此案。
把酒临风:此类案件全国很多,2012年,济南时报报道了山东邹平1000亿元民间借贷破碎,30多人在纠纷中身亡的悲剧;2013年,四川省内江市父子因高利贷还债压力大,相继上吊;2014年,河北献县安庄村几十名催债人提着钢刀棍棒入村讨债,债主放话,不给钱就活埋。现在,山东催债已经膨胀成一个巨大的产业,甚至包含完整的培训机制。相比之下,被他们死死踩在脚下的欠债人才是真正的弱势群体。伴随实体产业凋敝,银行收紧借贷,民营企业一旦资金不足,立即投向高利贷的怀抱,因此高利贷生意在全国兴起,又使欠债的民营企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金玉其中:出现高利贷,这里既有长期存在的老矛盾,又有新问题;既有投资空间压缩导致的下行,又有融资渠道不畅导致的挤出;既有外部体制机制不顺的原因,又有企业自身发展的因素;既有投资动力不足的原因,又有民企转型能力跟不上的因素。所以,政府要关注企业生存问题,有效从严打击非法高利贷,同时拓展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多出些实招。
专栏小编:有学者对我国发达地区中小企业情况作过调查,发现企业负担较重,很多企业靠借债维持,不少企业在努力创新和以机器代人,但仍难脱困境。
夜雨观澜:在经济下行期民营企业融资渠道有限,融资难问题更为突出。有些企业经营情况较差,债务负担较重,通过借新债还旧债来维持生存。譬如,曾经作为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支柱企业之一的齐星集团,如今已基本全面停产,其背负了上百亿元债务,二级债务在上千亿元。齐星集团资金链断裂,36家金融机构存逾70亿元信贷敞口。随着资金链的断裂,齐星集团多个项目因资金短缺相继停产。一位接近齐星集团的消息人士透露,齐星集团光一级互保圈就达百亿,外面二级互保圈更是在百亿到千亿级别。齐星集团债务的总量不仅仅只限于银行业,还有很多社会欠债,这个数字大概在40亿元左右。齐星的债务链中涉及甚广,不但有多家担保企业,还有社会融资。所谓的社会融资,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高利贷”。
把酒临风:齐星集团是大企业,它尚且如此,小企业处境就更难了。所以,我们看到在国家税务总局与全国工商联共同召开的“深化税收改革助力民营企业发展”座谈会上,马云说,大企业享受很多资源优势,力量越大责任越大,理应是纳税主力;而小企业每天考虑的是生死存亡问题,如何让小企业活下去、活得好,才是国家税收杠杆调节真正应该考虑的地方。减负养鱼,就会有大量的创业者、小微企业依托平台发展起来,因为税收的最终目的,就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促进社会公平。
夜雨观澜:有学者讲,高税率不一定增加税收,低税率不一定减少税收。正如斯密在《国富论》里所说,高税率会阻止人们购买课税商品,或鼓励走私,而政府税收反而不如税率较低的时候。政府收入减少不一定是减税政策产生的效应,也可能是前期政策不当消灭了一部分企业、税基已然受损的表现,所以不能直接用来证明当期政策的成功,还要做具体分析。
金玉其中:与国际上主要的经济体相比,近十年来中国金融体系的资源错配是非常明显的。几年前瑞士学者曾用中国1800多个县市的8000多个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当贷款占GDP的比例从20%上升到120%时,当地人均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从2%下降到-4%。近期个别经济发达地区也因金融“发展过度”导致风险频发,影响了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可见过度信贷不仅不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反而容易诱导金融资源脱实向虚,投机之风盛行,形成社会资源错配和浪费,拖经济的后腿。这样的金融显然不能称其为好金融。
专栏小编:无论怎样讲,促进企业发展才能民富国强,不管是建立雄安新区,还是继续减税减负,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当然,现在改革进入攻坚克难阶段,譬如政府架构的改革,此次借建立雄安新区之际,进行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减少政府层级,扁平化,削臃肿,设计一个全新的系统性优化框架,实现政府职能的实质性转变,使行政运行成本真正降低,更好地服务纳税人、服务企业,服务社会。好,今天我们的谈话就到这里吧,感谢三位专家的参与,感谢阅读了本期“深度”的读者,我们下期再见。C


【编辑: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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