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末的时候，我继续受邀担任新京报2015年好书评选活动的评委。这次我推荐的是彼得·德鲁克的《经济人的末日》。经全体评委投票评选，本书最终获得了经济类好书的第一名。

这本书于1939年在美国出版，那一年刚刚开过慕尼黑会议。就是那个由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和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共同签署协议，割让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领土给德国的四国首脑会议。

当时的欧洲，力图体现自由平等价值的社会及政治秩序面临崩溃，而兴盛一时的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实践也未能向世人证明其具有实现平等的可能性，这成为“大众逃向极权主义绝望炽焰的主因”。在这个过程中，欧洲向往自由的“文明基础概念”被彻底动摇，政治局势危险至极。德鲁克说，本书的写作目的，就是“希望能强化人们维护自由的意志，抵御为支持极权主义而抛弃自由后所产生的威胁”，进而指出其所依据的信念是：在“欧洲传统与极权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之间，毫无妥协的余地”。

本书把极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和社会现象来解释，探讨其跃居政治与军事支配地位的内在动力，得出极权主义起源于“人民追求平等”的结论。这是个至今看来依然惊世骇俗的观点。作者以大量事实证明，法西斯主义就是靠满足群众“平等”诉求上台的，在其政治运作中也始终严酷地追求这一目标——借消灭犹太人的名义打击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在“国防经济”中基本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通过征收资本税和企业税剥夺中上阶层使其收入水平向低下阶层靠拢。德鲁克指出，“纳粹主义想以社会平等为手段，弥补劳工阶级长久以来受到的经济不平等”；“法西斯运用有机理论的目的，则是要创造出一种非关经济的社会重要性、社会地位与社会功能的平等，一次平衡各阶级在经济上的不平等。”

“经济人”的概念来自于斯密经济学，意为“以最大经济利益为他的行动依据，也总是知道该怎么做”。但这一概念无力满足既要求自由也要求平等的欧洲人，所以“经济人的末日”实际指的是资本主义信念的崩溃，不再有人相信“经济自由”能造福人类。作者强调，群众的绝望终于引来了极权主义。恶魔只需承诺实施一种全新的秩序，便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实际上它所做的是掏空了人们以往享有的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留下的只是变了味的计划管理和民主选举而已。极权主义企图以种种“非经济手段”创造历史，让经济发展中遭遇不平等的大众在这个非经济的社会中获得平等，其结果是整个国家被推向极权主义深渊。人民交出了自由，得到了锁链。

德鲁克告诉我们一个足以令世界为之颤抖不已的道理：造成极权统治的并不是独裁者本身，而是你我这些普通大众。只是让某一个独裁者对极权统治的恶果承担罪责，是对极权主义产生根源的无知。德鲁克讨厌当时的所谓“革命”，认为“绝大部分不过是权力斗争而已”，指出新的极权主义才是真正的革命，其目的在于推翻某些比经济体制还要基本的东西：价值观、信仰和基本的道德观等。

他认为，“只有当经济平等不再被视为社会最重要的事情，新领域中的自由平等也成为新秩序的承诺时，经济平等才可能实现。”他还颇具预见性地提出，有关生产和分配关系的社会及经济体制（即资本主义），不但会继续存在，还极可能在未来证明其带动经济发展的能力。

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和法国沦陷之后，率先决定与纳粹德国作战的英国选择《经济人的末日》作为必读书籍，分发给每一位即将成为英国军官的年轻人。丘吉尔担任英国首相前夕曾写了一篇书评，称这本书是“唯一一本了解并解释两次大战间世界形势的书”。本书的副标题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相同，但前者的视角和方法是政治和社会的，专注于分析国家的政治结构及其运作过程，后者则是哲学的和观念史的。阿伦特所短，正是德鲁克所长。

今日阅读此书，并无过时之感，反觉意味悠长。正如作者在1969年版序言中所说的：当今社会正迅速成为“知识社会”和“世界社会”，但这个新社会的根源，仍然稳固地植根于《经济人的末日》所阐释的经济与社会之中。

德鲁克问道：极权主义有无可能卷土重来，再次压垮我们？这是一个真实的问题，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他自问自答：在这一条路的尽头，只可能出现另一个希特勒，另一个毒气室和集中营。C